中國研究工作坊

2005年12月13日(二)

(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中日歷史問題的"歷史性":以教科書問題為主

川島 真[1]

shin@juris.hokudai.ac.jp

歷史到底是”a history(histries)” 或 ”the history” ? 學者可能回答”a history,” 國家可能回答”the history.”那在學校用的教科書到底是”a textbook(textbooks)” 或 ”the textbook”? 學者可能回答”希望a textbook”, 但是另一方面有可能他們不那麼肯定他們對歷史教育的影響力.

歐盟有他們的共同的歷史教科書 Delouche, Frederic ed.,Histoire de l'Europe ; Histoire de l'Europe, Paris : Hachette, 1992. 但是, 因為歐盟有作為歐盟的新認同, 所以他們需要支持新認同的新的歷史教科書(他們沒有放棄以國家為單位的歷史教育) .亞洲…沒有像歐盟那樣的安全保障上的共同體的形成, 基本上只有經濟社會方面的融合. 所以, 不一定需要像歐洲那樣的支持新認同之歷史教科書.亞洲跟歐洲的比較研究,雖然有重要何有意義,但是因該考慮每個區域的背景和脈落.

近代的”歷史(學)”跟顧國家或國民認同的關係很密切, 歷史也算是國民”想像”共同體的時候之一個工具. 在東亞的話, 近代日本一方面建立”日本”的歷史, 另一方面把併吞或侵略的地方之歷史在日本”帝國史’上再定位. 那時候, 日本認為“中國的古代史”就是個東亞的光華, 但是中國的近代是個要否定的對象. 對近代日本的”東方主義”來說, 日本是近代化的文明國家,但是中國是個未開, 傳統的非文明國家. 日本對外國強調自己的文明國性的時候. 這不只有國家認同的形成, 還有改善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中國”---此辭彙有幾千年的歷史. 但是19世紀前半的china的自稱不一定是中國, 一般來說在跟外國往來之文書上面多用的是”天朝”和”聖朝”等. 還有, 那時候的國家認同來說, 知識人和社會菁英們的認同之核心不一定是”中國”(亞洲國家來說, 中國/中華不是china的國號, 自己也可以用的自稱用語). 以後,China也需要建立近代國家, 決定國境, 國民而統合區域,國民. 這樣的情況可能大概在1890年代後半或1900年代出現. 梁啟超, 黃尊憲都說”中國無國名也.” “中國”本來不一定是個國家統合的象徵. 跟王朝史不一樣的“中國史”的出現也大概1900年左右. 那時候漸漸地編輯的教科書基本上支持國家的認同.那時候的國家的核心不一定是”大清”, 就是”中國” 20世紀最初的十年可能說”中國’概念形成的關鍵時期[2].

我們看1900年代的中國的教科書的時候, 就發現清末就有從鴉片戰爭開始, 說明一系列戰爭和中國的同治中興, 洋務運動等方法. 這樣的歷史描寫之方法, 跟現在也有些聯繫性(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部分). 中國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國家, 另一方面”創造”支持”近代”之歷史(作為反面教師的傳統). 那時候的日本的定位呢??? 其實,我們還值得注意的是, 編輯教科書的1900-1940年代的中國來說, 最大的敵國就是日本, 這個事實. 所以, 中國在內發現不少要否定的”傳統”, 但另一方面讓日本作為個”野蠻(非文明)”的代表. 明治以來的日本也一方面創造江戶時代的”傳統性’(作為否定的對象),但是另一方面儘量在”支那”的上面貼”落後””傳統’”非文明’之標誌[3].

近代中日兩國的”國家認識”的形成過程裡頭, 互相認為在外的”(反面)鏡子,”互相否定而肯定自己, 這樣的國家型態影響到跟國家認同有關的”歷史教科書[4].”

20世紀前半,中日兩國人民的來往不需要護照和簽證, 關係和密切. 所以,中國的教科書容易被日本人看到, 日本的教科書也是. 戰前的日本認為中國的教科書是”排日”教科書,1910年代就發生”教科書問題.’ 1930年代, 中日教科書問題變為”國際聯盟’裡頭的一個課題.

今天, 介紹戰前的教科書問題, 才討論目前我們面對的歷史問題之歷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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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日兩國之間最大的，還是非繼續討論的問題就是所謂的歷史問題。日本的言論界對歷史問題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因為歷史問題的性質不一定跟歷史本身有關，所以對這種問題歷史學家的言論空間有限制。

今天在此介紹的內容，不一定提供答案解決現在的歷史問題。但是，提供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的歷史性”，重新思考歷史問題的性質。

一 近代日本的國家認同形成與中國

近代日本的國家目標代表於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政策就是一種西洋化，其對象的範圍很廣闊，徹底從政治外交到生活上（包括發型和衣服等的改造）。那時候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標是克服不平等條約。日本締結不平等條約的背景跟中國不一樣，不是戰敗條約。所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認為，因為日本不是文明國，所以被勉強締結不平等的條約。當然，也有別的觀點--因為日本沒有像歐美那樣的軍事力量，所以締結不平等的條約--，但是優勢的當時認識的重點就在文明國問題。

日本國家目標的“文明開化”跟文明國問題的關系很密切。日本相信，將來法律上完備西洋式的制度、政治制度也改善、還是社會也近代化的話，日本也可能被認為一個文明國，才會改正不平等條約。在外交的層面，日本政府努力地表現自己是吸收萬國公法（國際法）的文明國家。1874年的台灣出兵事件、也是這個例子。很重要的是，日本強調文明國性的時候，除了找偶像—歐美國家—以外，找到負面的對象。就是中國。其實，19世紀後半，歐美國家向日本宣布了多少次，歐美國家憂慮假如日本成功改正不平等條約，中國也主張同樣的事情，但是歐美不肯接受改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日本特別強調中國的非文明性和日本的文明性，跟中國的差異[5]。這樣的discourse的形成不一定只在外交的層面看到的，同樣在國內的言論和教科書等教育系統也看得到。這樣的傾向，可能甲午戰爭以後更一般化。

二十世紀的世紀之交的時期，日本成功不平等條約的改正。1894年克服對英國的治外法權問題，1911年改善對英國的關稅自主權。那時候，國內已經有一種說法；“日本已經是世界上的文明國，雖然不到一等國，但是可以說二等國以上的國家。”1905年日本（認為）在日俄戰爭勝利之後，自己人同就是世界的一等國或文明國。那時候日本人，已經開始從文明國化的過程、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提昇的過程來描寫明治外維新以來的現代史的歷史。那樣的歷史裡面，中國就是日本已經克服的、像江戶時代的日本那樣的負面的存在。

二 中國的近代國家認同和外交

圍繞中國的近代國家認同，世界各地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探討“中國怎樣發現在國際社會裡面的中國”的研究不多。其實，中國本身也需要一段時間才會調整國家意識（從王朝到主權國家）。

茅海建教授也提到，鴉片戰爭那時候英國對清要求的不是不平等條約，就是跟中國的平等。那時候的中國不認為給列強的治外法權和關稅的優待等是喪失國權，就認為恩惠。最惠國待遇也被認為均沾。但是，1880年代就有改善條約的意見，到光緒新政時期，也有中英通商條約的影響，外務部把不平等條約的改善放在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民國外交部也繼承這個核心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不平等條約的概念和改善方式跟日本不一定一樣的事。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戰敗條約、領土也被割讓、還是有瓜分危機，所以中國認為因為中國在戰爭不勝利，還是列強用武力勉強讓中國締結條約，所以中國才會有這麼大的負擔。中國認為，雖然需要文明國化，但是最關鍵的方法就是中國成為強大的國家，才能夠收回喪失的國權。所以在中國，不平等條約改善運動，跟國權收回運動有時候混合。國權收回運動的性質，基本上把全部“中國原有的土地和利權”要收回到中國人的手上，所以改善條約不平等性的“不平等”部分的不平等條約改善運動，不一定一致的[6]。

光緒新政到北陽時期的中國外交當局，因為很難想象中國成為強大的國家，基本上跟日本一樣的方式來解決不平等條約問題，(1)修約外交、(2)利用國際社會構造的變動而收回戰敗國的在華利權、(3)提昇國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報告人在此最重視的是“歷史的編輯。”

光緒新政時期，中國出現一系列排外運動，開始編輯“中國”的歷史（不是王朝史），可以說漸漸形成“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認同”。那時候開始編輯的“中國史”，特別是近現代部分的重點在喪失國權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一些列主題，︱︱現在也可在教科書上看到的主題︱︱已經在光緒新政時期的歷史書和教科書見到的。當時的歷史描寫裡頭，日本不一定唯一的、最惡劣的敵國。但是，形成中國歷史的1900到1920年代，就是日本成為被認為突出的侵略中國國家的時期。

中國的歷史書、教科書，對當時的日本來說，不能接受的東西。日本編輯的歷史裡頭，日本是成功的文明國家，中國就是負面的對照。當時，對中國而言，20世紀初期的日本是最優侵略性的野蠻、非文明、和沒有公理公道的國家。

在兩國認同的形成過程來說，互相意識對方來看自己，但是互相肯定自己，從負面的觀點看對方。所以20世紀初期兩國的歷史觀已經完全地隔開。

三　民國時期的教科書問題

(1)1910年代

　　1910年代中日之間發生教科書問題。當時，日本警戒在中國展開的排日運動，看到一些列教科書認為“排日教材”。[7]日本提一本邵伯棠的〔高等小學校論說文範〕，抗議說反國際禮儀、妄圖中日交戰。其實這本書不是被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只是副讀本，但是1914年9月26日，日本使館對中國政府正式抗議，而後湯化龍教育部長回答說，這一本不是教科書、還是日本也有提倡日本的在東亞的霸權的出版品。[8]10月2日，中華民國政府發大總統命令，給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以後取締和修正在私人教科書裡的“排斥有邦”的言論。[9]　

　　1919年又發生圍繞新式教科書（國民學校新式國文教科書）的反日性問題。[10]這本強調日本的侵略性和野心，勸導青年一致推動中國的強大化、而雪國恥、發揚國威。被抗議的中華書局主張提倡愛國在世界到處都有的事情，還是中國實際上有國恥，所以沒有問題寫事實，而沒有修改[11]。

　　我們比較容易發現，1910年代的教科書問題都在1914、1919那樣的中日之間發生外交問題的時候發生，還是日本認為那是排日運動的一部分。

(2)1920−30年代

　　1920年代，日本認為中國各地有排日運動包括排日教育（利用排日教科書）。在關東州，日本開始編輯自己的“親日”教科書。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31年發生918事變之後，教科書問題成為國際社會注視的問題。在國聯組合的李頓調查團的調查的範圍廣闊，包括中日兩國的歷史和認同，教科書問題也在裡面[12]。日本方面主張中國政府，利用教育系統展開排日運動，那樣違反國際禮儀的行為引起日本方面“被動的”軍事行為。日本政府令在華使館和領事館收集排日教科書，而他們收集一百以上的“排日教科書”[13]。

　　中國也有對策。教育部擬稿的“對日交涉關於教育之事項”（1932年3月21日）[14]。在這文件上說：中國當然沒有排外主義，還是教育屬於中國的內政、中國的主權範圍內，不能接受外國的干擾。再加上抗議日本的侮辱中國和鼓勵青年侵略中國。

1932年6月25日，顧維鈞對國際聯盟調查委員會發有關所謂排日教育的照會；（1）普遍看到發展當中的國家有時候用對外國對抗方式來收回國權，（2）如有過激的內容，中國應該修正，（3）日本也需要修改教科書的侮辱中國等過激內容，（4）日本認定“排外教科書”包含許多沒有審定的讀本，這些書有不少錯誤，不認為教科書。

1932年10月的委員會上，顧維鈞主張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的很快，但是沒有排外思想。

[15]。日本的松崗洋右反論說；（1）在李頓報告書也被提到，中國絕對存在排外主義。（2）排外教育也長期繼續帶來惡果。顧維鈞當然反對松崗的看法。日本主張，日本的侵略不是主動的，就是為了中國的排外運動引起的被動產物。但是，中國認為，日本19世紀以來有對中國有野心，日俄戰爭也侵略中國的一部分（松崗認為日本為了中國的安全，跟俄國打戰。日本的犧牲龐大，中國應該感謝日本）。‘田中上奏文’也議題之一。

從在國際聯盟的中日兩國的討論，很容易看去兩國之間的歷史觀的差異和矛盾。1933年，日本離開國際聯盟。歷史問題，教科書問題放在櫃子裡面，兩國面對戰爭。歷史衝突就是兩國的“近現代”的衝突，戰爭也算是“歷史觀的衝突”。

後言

1945年以後，戰敗國的日本，東京裁判又面對歷史觀問題，但是被要求的不一定是中國的歷史觀，而是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的歷史觀，日本為了表現民主化，脫離‘皇國史觀’，為了冷戰，強調自由主義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對亞洲的侵略問題，放在後面。

以後, “以�ｺ報怨”的故事, “中日友好的神話”等出現控制”歷史認識問題’的爆發. 但是, 這些東西的”品味時期”已經過期了.

戰後日本的”脫敵國化”---這個課題, 目前報告人最被吸引的一個題目. 日本的從帝國到國民國家的過程就是, 現在的所謂的歷史問題, “在日”問題等難題的一個淵源. 脫帝國的過程, 日本的學術界, 歷史學界幾乎沒有作戰爭和殖民地支配的總結, 投入左派運動和支持共產黨就贖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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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副教授。東京大學文學博士。shin@juris.hokudai.ac.jp

[2] 應該考慮拒俄運動,反美運動,第二辰丸事件等, 對外反抗事件.那時候的運動者不一定是當事人, 他們為了”中國”展開運動. 但是, 這樣的行為可只在

[3] 雖然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有相互平等的原則, 但是主權國家有”國家意識””一等國化””膨脹注意”等毛病. 所以主權國家體系也產生”近代帝國主義,”而產生”殖民地.’ 但是殖民地體制解體的時候, 這些殖民地又回到主權國家.

[4] 我們考慮到朝鮮,台灣等地方的話, 這樣的”國家認同”跟外面(反面)對象的連鎖擴大總個亞洲, 還是更立體(重層/複雜)化.

[5] 這樣的差異，也在脫離“朝貢體制”的脈絡主張的。

[6] 但是，一般來說條約的當事國之間不一定有完全的平等。但是不認為那樣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所以很難認定不平等條約的定義。有些學者重視締結條約的過程，但是條約締結過程每個都不一樣、還是很復雜。報告人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指標有以下的三點；(1)片面的治外法權、(2)片面的關稅自主權、(3)片面的最惠國待遇。但是，有時候表面上完全平等的條約有不平等性。“甲乙”兩國締結完全平等（包括最惠國待遇）的時候，如果“甲”國有根別的國家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話，“乙”會享受哪些不平等部分，但是“乙”國沒有締結不平等條約的話，“甲”國不能享受跟自己給“乙”國一樣的權利。報告人認為這樣的例子可以放在不平等條約的範圍裡面。

[7]1914年9月13日「支那政府に厳談せよ−排日文字に満てる支那教科書の絶滅を期せよ」（『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

[8] 『教育雜志』（6卷8號、1914年、72−73頁）

[9] 『教育雜志』（6卷8號、1914年、69頁）

[10] 『中華教育界』（第八卷第一期、1919年）、「新式教科書與日本」

[11] 「中華書局的反論」（『中華教育界』（第八卷第一期、1919年）

[12] 1932年發生上海事變之後，日本轟炸上海中華書局。日本認為教科書出版社是反日宣傳機構。『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侵略資料集』（中華書局、1988年、641頁）

[13] 當時在日本出版不少“中國排日教科書”的日文版。一般日本人也漸漸的相信在中國展開“排日教育”。

[14] 「關於所謂排外教育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沒有檔號）

[15]參考 國際聯盟事務局東京支局編輯『国際連盟に於ける日支問題議事録　後編』（國際聯盟記錄刊行會、1933年）。